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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，四川52通（方）入选。其中，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裴君碑、李君碑榜上有名。裴君碑、李君碑又称“天府汉碑”，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发现的体量最大、文字最多、保存较为完好汉代石刻。记者了解到，两块汉碑文物目前就陈列于成都博物馆2楼“花重锦官城”展厅内。在目前持续热展的“汉字中国——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”中，也能看到关于它的多媒体展项。
裴君碑、李君碑两块汉碑，让成都“列备五都”的历史有了最新的实物例证，生动全面地展现出秦汉时期成都的繁华风貌。
公元前221年，秦朝统一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，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和思想，并在文化和思想上创造了多元一体的“东方帝国”。随着刘邦推行“天下县邑城”的政策，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。五个城市，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（南阳）和成都成为全国性经济中心，被称为“五都”，仅次于京师长安。在东汉元嘉二年（152年），蜀郡守裴君卸下八年的职务准备离任。他的下属特地为他捐赠了一块石碑，记录了他的生平和功绩。这块石碑与前任蜀郡守李君颂德碑并列于祠堂之中，向后人讲述着两位地方官员为蜀地繁荣所付出的努力。
近两千年过去，在2010年，两通汉碑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东御街口重见天日。这些碑文中有两千多个横稳疏阔的汉隶文字，包括“巍巍大汉”、“列备五都”等字样。从这些磅礴大气的颂词中不难看出，当时的成都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。碑刻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，还涉及当时成都在地方官制、文化教育、社会生活、经济面貌和文学水平等方面的情况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记录中有很多与成都的文化教育相关。西汉时期，蜀郡太守文翁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学——文翁石室。从那以后，蜀地崇尚文化教育之风便盛行不衰，并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制度。历代官员将文化教育视为重点，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学者。在两通石碑的碑文中所记录的两任太守功绩，很大一部分都与兴办学校、培养擢拔人才有关。李君碑中有“同心齐鲁、诱进儒墨”的文字，颂扬了文翁兴学、蜀地教育可与齐鲁媲美，而李君则继承文翁办学传统，重振教育，恢复了西汉文翁兴学的盛况。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吴雅婷 实习记者 王茹懿 责任编辑 何齐铁 实习编辑 王淇 供图 成都博物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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